彭凯平：在深圳探索积极心理学的更大意义

        作为中国积极心理学发展的倡导者和开拓者，彭凯平教授的名字前，拥有太多的“金字招牌”：他不仅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首任系主任，一手复建清华大学心理系。同时，彭凯平教授还是北京积极心理学协会的理事长、国际积极教育联盟的中国理事、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以及更重要的，他仍然担任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而现在，彭凯平教授的头衔还将再增加一个：深圳市积极心理学协会名誉会长。“深圳积极心理学协会的建立，是中国积极心理学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彭凯平教授对记者表示，“在深圳这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城市，通过深圳市积极心理学协会的落实和实施工作，将使得我们更多理论知识，得以拥有一个直接面向社会和公众的平台，服务于个体，服务于社会。”

　　彭凯平说，让好的理论在实践中，服务于社会和普罗大众，这也是他非常愿意担任深圳市积极心理学协会名誉会长的初衷。

　　选择深圳，直面社会

　　此前，彭凯平教授已经主导成立了北京积极心理学学会，“2008年，当我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发现国内对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还处于零星的阶段，而且主要集中于象牙塔内。”他说，“而积极心理学是能够从根本层面上，帮助到这个社会的。”

　　彭凯平不满足于让积极心理学仅仅停留在小范围的象牙塔之中，在帮助清华大学创建心理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后，他开始借助自己在全球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建立中国的积极心理学机构。

　　但在中国，注册国家级的研究机构需要通过极为严格的审核，“需要明确时间的经验和时间，以及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才能够上升至国家级，我认为这也是一项相当负责任的规定。”彭凯平表示，尽管内心渴望，但他仍然很认同政府的这一规定，“再好的意图，如果没有规矩，就容易鱼目混珠。”

　　2015年3月，彭凯平联合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北京积极心理学协会，这已是将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囊括其中。但这仍然属于学术和研究的范畴，积极心理学要能够在社会层面起作用，还需要更具社会化的“桥梁”。

　　彭凯平教授将目光投向深圳。“深圳是中国最具创新和活力的城市，也是市场化机制最为成熟的地区，积极心理学在社会中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现实作用，深圳是最佳的试验场。”他说。

　　2016年12月12日，深圳市积极心理学协会成立，彭凯平教授担任协会的名誉会长，而在心理学的社会成效方面，探索了数十年的深圳市心理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方敏，担任秘书长，主持日常的工作。“深圳市积极心理学协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成立的初衷，就是面向社会和公众。”彭凯平教授对记者表示。

　　据了解，深圳市心理大数据研究院在心理学领域的大数据研究分析能力，将衔接北京协会的研究理论，和深圳协会的社会实践数据。

　　“理论基础和科学的发展方法可以让我们中国人从中受益，这是我一直渴望让积极心理学走出象牙塔，获得突破的初衷。”彭凯平教授称。

　　以平台汇聚幸福感

　　尽管在学术上已经拥有显赫的名声，彭凯平教授坚定的渴望，“让理论能够接地气，有朝气，让参与的专业人士和社会贤达，都因此更有朝气”。因此，在承担国家973重大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等学术领域的工作之外，彭凯平一直在努力推动着一项工作：让积极心理学介入到社会人群中、个体生活中。

　　中国正走在从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飞速前行的道路上，“社会巨变，而民众的心态是否已经准备好适应这种转变?”彭凯平教授称，整个社会的焦虑更多来自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针对个体，需要有正能量的感应和感召。”彭凯平认为，积极心理学正是可以介入和引导社会正向发展的利器，重点则是选择应用场景、搭建应用平台。

　　“我们希望，深圳市积极心理学协会，成为这样一个普及的平台。”他说。根据深圳市积极心理学协会的构想，立足深圳，覆盖华南，辐射华中，成为行业标杆和交流中心，是起未来数年的主要发展目标，也成为有识之士的期许。

　　深圳是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中心之一，有很多高科技领域的专业人士和人才，“他们的知识背景，更多是偏重于理工和技术学科，而在人文关怀的知识、尤其是心理学知识方面，亟待补充。”彭凯平教授认为，心理学知识的整体性缺乏，产生的结果是，当深圳的高科技人才在生活和心态上有了问题之后，既不知找谁去咨询，也不知这些问题是否应该存在，“深圳市积极心理学会的成立，有望帮助缓解甚至解决这一现实难点。

　　但同时，彭凯平教授也强调，积极心理学并非只关注高科技人才或者高收入人群。“只是因为高科技领域、尤其是互联网领域的人，更善于学习，同时也更善于表达，而让这一人群的心理、心态群像更为凸显，但积极心理学其实是面向普罗大众的，公益精神、对他人的救助关照、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是积极心理学内一个强烈的动机。”彭凯平教授称。

　　积极心理学的应用和精力，将会更倾向于那些需要被关注弱势群体。“农民工、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失独父母等，都是我们关照的对象，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在关注高端人群的同时，能够去关照这些弱势人群，他们非常需要被关怀，这也是我们将深圳市积极心理学协会，定位为一个全方位、开放式平台的原因。”彭凯平教授称。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的幸福感和积极感，更多是来自于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在照顾关怀高端人群，帮助他们修心、炼心、交心的同时，也要引导更多的人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弱势群体，高端群体获得幸福感和愉悦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参与公益事业，和关注弱势群体。”彭凯平教授对记者表示。

　　深圳作为中国最具创新和活力的城市之一，也因个体的巨大压力而闻名，“一度曾经发展到职工跳楼习惯性发生，猝死时有发生，个体的抑郁更是司空见惯了。”彭凯平表示，这也表明，积极心理学急需被引入这个城市，以改善社会性的幸福指数。

　　让个体获得幸福指数的提升，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只是深圳市积极心理学协会的初步目标，“更远大的目标，还是希望涓涓细流汇聚成河，从关注个体的幸福感为发端，形成整个社会的正能量，最终在整个华南、华中地区，形成一种正能量场。”彭凯平称，让研究成果能够普及和帮助到社会，是一个远大并且充满现实意义的目标，但再大的目标，也应当始于足下。当北京的理论中心已经开始系统化的运行之后，通过深圳市积极心理学协会，踏出面向社会性、系统性实践的第一步，更具重大意义。

　　“我们希望，这第一步能够迈得足够扎实，而且不只是个短暂的事、不只是个小众的事，我也认为能够长期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对我们自身而言，也是艰巨、长期、而又幸福的旅程。”在采访结束后，彭凯平告诉记者，对于他自己而言，积极心理学首先是他成为幸福的人，而后才是一个学者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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